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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最近评论说,在澳大利亚的能源供应方面:“政策制定者已将意识形态和政治置于工程和经济之前”</p><p>一位政治家指责其他政客在某些问题上屈服于意识形态并不罕见</p><p>但是,在“经济学”或“只是意识形态”之间进行选择时,这种指责是有问题的</p><p>我们应该高度怀疑经济学家关于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声明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p><p>这可能反过来允许对经济学能够和不能提供什么进行更清醒的评估</p><p>有一种信念,仍然存在于经济学专业,并且仍然进入本科经济学学生的教育,经济学拥有一盒无价值或意识形态未受污染的工具</p><p>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关于没有意识形态的现实世界问题的经济陈述</p><p>这个想法之所以持续,部分原因在于它为一些人提供了一个目的,即为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科学进步”提供基准</p><p>但是当你仔细研究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时,事情就不那么清楚了</p><p>例如,采取一些主张,即使用一定程度的消费者福利,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将使消费者受益</p><p>或者说,在某些条件下竞争加剧导致价格下降</p><p>撇开一个事实,即消费者福利的衡量标准的选择本身可能不会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污染,利用这些命题来诊断现实世界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意识形态</p><p>例如,证明一项政策可以提高生产中的“效率”,以此作为实现更低价格的手段,这可能也需要人们失去工作,这将需要对社会支持其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目标进行一些额外的推理</p><p>特别是在经济工具箱不支持市场机制会自动启动为失业工人提供就业的信念的情况下</p><p>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处方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负担</p><p>例如,工具箱还可以包含关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规模,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公共债务随时间推移的路径如何相互关联的提议</p><p>要将这些主张变成有意义的经济政策讨论,尤其是关于政府支出,税收或福利支出的讨论,需要其他可能受意识形态制约的命题</p><p>这包括一个国家应该承担的公共债务数量,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参与哪些活动</p><p>对于20世纪的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来说,一旦我们把工具箱付诸实施,意识形态就会进入市场</p><p>换句话说,在被用作阐明现实世界问题的手段之前,一组正式的经济命题只能被认为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p><p>但可以说,正如多布所说,在这个阶段,这套工具几乎没有经济内容</p><p>但是,一旦这些命题用于推断因果关系,反过来形成政策处方的基础,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画面</p><p>实际上,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关于哪些工具进入工具箱的决定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形态</p><p>所有这一切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应该在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的影响下绝望地放弃我们的武器</p><p>引用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历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话说:“对于一个人说出他所说的话的原因,无论是真还是假,都是正确的解释”</p><p>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p><p>这提醒人们,对于诊断和政策处方的经济命题的使用可能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